必发bifa刚刚，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仁，被法官重判入狱12个月，比控方要求的六七个月还多！成了新加坡第一个被判入狱的一把手部长。

　　高等法庭法官洪承利指出，职权越高，罪责越重。易华仁身为部长，本该是其他公务人员的榜样，但他收取高达40万新元的贵重礼品，伤害了政府的诚信，也损害了公共利益。考虑到易华仁犯案时间跨度长、他位高权重，以及本案对新加坡政府和公共利益的严重伤害，法官认为连控方要求的刑期都不足以反映本案的严重性，因此他给予超越控方要求的重判。

　　易华仁决定不上诉，他要求下星期一（10月7日）下午4时入狱服刑。法官批准了这个要求。

　　就在十天前，9月24日，易华仁涉贪案开审的第一天，他表示愿意放弃抗辩，向法官认罪。

　　新加坡法律规定，公务人员不得接受价值高于50新元的礼品，除非他们收下礼品之后，把相等于礼品价值的金额支付给新加坡政府。

　　换言之，自己很喜欢对方送的礼品，当然可以收下，但是必须向政府交钱，等于向政府买下这件礼品。

　　任何公务人员，包括部长、总理，如果向与自己主管范围内的人，索要、收取或企图索要、收取超过50新元的礼品，无论有无向对方交换利益，都涉嫌犯了“公务人员收取贵重礼品”罪。

　　在新加坡，这个罪名十分罕见。据悉，至今只出现过三次案例，而且，三次都出现在1952年，当时被判刑的是三个警察。

　　要知道，1952年，新加坡还在英国殖民地的时代，都还没有自治，更别说独立建国。

　　不过，是否知道有这条罪，跟知道自己收取名贵礼品的行为是错误的，没有任何关系，对吗？欢迎读者们在评论区留言

　　今天在庭上，高等法庭法官洪承利解释，收取名贵礼品罪和贪污罪有本质的差别，因此，后者判刑比前者重；后者最高可判7年，前者最高可判2年。

　　他指出，贪污罪必须证明双方有权钱交易，或企图进行权钱交易，而“收取名贵礼品罪”不必。

　　洪承利法官也说，易华仁身为部长，主管的部门与给他送礼的人有业务关系。因此，法官必须考虑送礼的人有意与部长拉近关系，博得好感。

　　他也说，由于易华仁身居高位，本案牵扯重大的公共利益。虽然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易华仁实际与送礼人有权钱交易，比如在F1赛车项目和地铁站项目给两个送礼人输送利益，但是，他仍须对收取名贵礼品承担法律责任。

　　他指出，被告易华仁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是无辜的，肯定能在庭审上证明自己的清白，“我很难相信他有悔过之意，在量刑上，很难对他所有五条控状都给予30%的减刑”。

　　当时，控方指出，易华仁身为公务人员，而且还是部长级高官，错误用自己的身份明显收取了好处，还把好处分享给家人和朋友，因此要求法官判易华仁坐牢六至七个月。

　　易华仁的律师文达星说，若法官认为应该判易华仁坐牢，那么，他承认的5条控状，每一条控状的判刑应该介于1至5周，有些可以同时执行，因此，总共不应超过8周。

　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法官最终判刑12个月，比控方要求的六七个月还高出一倍！

　　熟悉本案的读者们都知道，易华仁一直说自己没有犯贪污罪，要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
　　控方提控易华仁的，本来是35条控状，其中2条是贪污控状，1条是妨碍司法公正控状，33条是公务人员收取贵重礼品的控状。

　　不过，今天控方把控状做了修改，把原本2条贪污控状改为公务人员收取贵重礼品的控状。换言之，今早，易华仁面对的是1条妨碍司法公正、34条公务人员收取贵重礼品的控状，不再面对贪污控状。

　　辩方律师表示，易华仁从很早就知道，以友情为理由收下名贵财物，无法作为抗辩的理由。

　　言下之意是，现在既然把那2条贪污罪改为“公务人员收取贵重礼品”罪，那么，易华仁就愿意认罪了。

　　为什么改了控状就愿意认罪呢？贪污罪可被判坐牢不超过七年，或罚款不超过10万新元；而“公务人员收取贵重礼品”罪，则可被判坐牢不超过两年或罚款，或两者兼施。

　　在本案中，在35条控状当中，控方最后提控的是4条“公务人员收取贵重礼品”罪，以及1条”妨碍司法公正”罪。

　　上庭的控方、辩方都是法律界的高手。控方代表是高级副检察长戴伟雄，是总检察署排名三号的人物。

　　辩方代表则是文达星，从业超过30年，曾经经手多次大案，包括涉及李光耀、李显龙的诽谤案。

　　两人在法庭上的交锋十分精彩，有时非常激烈，有点杀红了眼的感觉。双方辩论堪称教科书级别。我们现在把易华仁被提供的5条罪名以及双方的交锋，一条条来看。

　　2023年，贪污调查局在调查一起与此无关的案件，掌握到一份私人飞机的乘客名单。贪污调查局赫然发现，当时担任交通部长的易华仁，曾经在2022年12月5日，乘坐商人王明星私人飞机的商务舱，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；并于11日飞回新加坡。

　　辩方指出，王明星与易华仁是多年的朋友，在易华仁主管F1赛车项目之前就认识。他说，易华仁既没有主动要求飞多哈必发bifa，也没有主动要求王明星提供多哈的酒店住宿。

　　辩方说，实际上，是世界杯主办方邀请王明星前去惯观看决赛，而易华仁认为，这是观摩多哈如何办好一次世界级大型赛事的机会。

　　辩方也说，无论易华仁是否同行，王明星早已订好私人飞机，不会因为易华仁一起同行而增加成本。

　　控方则指出，2022年那次去多哈，易华仁请了“紧急私人年假”。事后，易华仁并未向政府申报自己无偿用了王明星的私人飞机，也没有申报多哈酒店住宿是王明星安排的。

　　这个确实难以解释。如果是为了公务去观摩世界级赛事，为何不是公务出差而是“紧急私人年假”？而且，既然是出差，为何不报公账？

　　王明星的公司新加坡GP是新加坡F1赛车的主办方。而F1赛车项目主管部长是易华仁。不过，控方当庭确认，并无证据显示新加坡政府在F1赛车项目的合同中吃亏。

　　在判决时，法官指出：易华仁利用身为部长的身份，收取了这些好处，尤其还请了“紧急个人年假”。

　　2023年5月17日期前后，王明星打电话给易华仁，把此事告诉他。易华仁指示王明星，让GP公司开机票账单给易华仁。5月23日，易华仁通过新加坡GP公司董事莫志良，把5700新元支票交给王明星，作为使用私人飞机的付款。

　　控方指出，易华仁的这项行为，可能使他躲避贪污调查局的调查，因此构成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，要求判刑2个月。

　　辩方指出，易华仁开出这张支票的时候，并没有在日期上造假，做出“早已安排付款”的假象，说明他并没有存心欺骗当局，没有躲避调查，不存在妨碍司法公正。

　　易华仁的第三条指控是，在2017年收取了10张F1赛车贵宾厅门票，价值4万2265新元。对此，控方要求判刑4个月。

　　这些贵宾厅门票可以让持有人进去空调贵宾厅，有附带的观赛阳台，还有酒水招待。

　　当时，王明星说要送易华仁一些门票，问他要几张。他说要10张。之后，易华仁把这些票送给了朋友。

　　辩方解释说，在接受这些门票之前，易华仁并不知道公务人员不得收取贵重物品的规定。不过，辩方坦言，“不知者无罪”不是辩解的理由。

　　辩方律师说，当贪污调查局盘问易华仁时，他第一时间主动、如实交代了收取这些门票的事。

　　辩方也说，这几张贵宾厅门票本来就是非卖品，GP公司把它们送给易华仁，公司并没有因此遭受损失。

　　而且，辩方指出，易华仁把这些票送给背景不同的人们，包括年轻人、基层领袖和义工、公益和慈善界，目的是让更多人可以享受F1赛事。

　　辩方也说，易华仁收取这些门票时，光明正大，而且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秘书，并没有隐瞒。

　　在判决时，法官指出：易华仁有无把这些门票转卖，并不重要。他收取了这些门票，这件事本身就是对部长身份和职务的伤害。

　　易华仁的第四条控状是，收取林国城赠送的高档脚踏车，价值高达7000多新元。控方要求判刑1个月。

　　2022年5月，林增控股董事经理林国城收到易华仁的邀请，参加他60岁的生日庆祝会。一个月后，6月13日之前，林国城建议，在易华仁生日时要送他一部小布脚踏车，价值7907.50新元。

　　易华仁的第五条控状是，收取林国城赠送的14瓶威士忌酒和红酒，控方要求判刑1个月。

　　控方指，2021年年底，易华仁请林国城帮忙物色威士忌酒和红酒，并给他发了一张Gordon & MacPhail Caol Ila威士忌酒的截屏图片作为参考。

　　2022年1月7日，林国城安排把14瓶威士忌和红酒送去易华仁家。易华仁收下了，但是没有向政府申报。

　　控方指出，在那个时候，易华仁担任交通部长，他知道林国城的公司在承建一个地铁项目，而地铁项目的主管部门陆路交通管理局归易华仁管。

　　辩方律师说，自始至终，易华仁没有利用职务为两位送礼人输送利益，连控方都承认，政府没有在F1赛事项目的合同中吃亏；而且，虽然林国城的公司做地铁项目，但这个项目是在易华仁出任交通部长之前就确定的。

　　辩方律师也说，易华仁被控并不影响新加坡政府的形象。相反的，这证明新加坡政府透明。

　　控方反驳说，无论易华仁有无利用职权为送礼人谋求利益，仅仅收取名贵礼品一事，就已经构成犯罪。

　　今年1月18日，易华仁被控27条罪状，指他收取王明星价值21.8万新元的各种门票，包括F1赛车、在英国的足球赛和音乐剧演出门票，以及乘坐王明星的私人飞机等。

　　后来，3月被控的8条，易华仁当时一共面对35条控状，涉案金额高达40万新元。

　　控状涉及酒店及地产大亨王明星，从王明星获取不当利益，王明星于2023年7月11日与易华仁同日被捕。

　　新加坡总检察署说过，在易华仁涉及的案件结案后，将针对贪污调查局对酒店大亨王明星的调查，做出决定。

　　在2006年从政之前，易华仁在淡马锡控股担任执行董事，相信在2003年开始就与王明星有生意往来。担任贸工部政务部长之后，易华仁一直负责F1新加坡大奖赛事务。王明星创办的新加坡赛车公司则举办新加坡F1大奖赛，因此王明星普遍被视为F1新加坡大奖赛的主要推手。

　　还涉及建筑商林增建筑承包公司营运董事林国城。指易华仁在担任交通部长期间获取贵重物品。

　　在2021年11月至2022年11月期间，林国城的林增控股正在进行T315合同，为丹那美拉地铁站进行工程。

　　2016年，陆路交通管理局跟林增控股签订合同，总价值3.25亿新元，为丹那美拉地铁站增设月台、轨道等项目。该项目仍在施工，预计2025年完成。

　　在同个时候，林国城给易华仁送了上述贵重物品，并未提出任何要求（for no consideration）。

　　根据新加坡法律，公职人员只要收取好处，即便没有为行贿人做任何事，仍可被判刑。

　　易华仁是新加坡建国以来，第一个在法庭上被控的一把手部长。由于他上庭之前已辞去职务，因此，现在成了第一个在法庭上认罪的前一把手部长。

　　在易华仁之前，出现过三个部级涉贪案例，都发生在60年代至80年代，几乎每十年就出现一起。一个是在离开政界之后，涉嫌贪污黯然下台；一个是被控并且被判坐牢三年，不过不是一把手部长；一个是一把手部长，但还没正式上法庭面控就服药自尽。

　　第一个是陈家彦，在1960年至1963年担任国家发展部长，是一把手。当时新加坡仍是英国殖民地的自治邦。1963年，陈家彦在大选落败，同年，新马合并。陈家彦进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担任董事。

　　陈家彦极力反对购买波音客机。后来，他的一名好友充当掮客，愿意向波音公司提供“有代价的服务”。李光耀政府深信陈家彦是背后主使人，但由于证人不愿出庭作证，无法控告他，只好解除他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职务。

　　第二个是黄循文，时任环境部政务部长，相当于副部长。1975年4月被控贪污83万9023新元。控状指，他利用政务部长身份和地位，为开发商向公务员谈事。作为回报，开发商给他一栋价值53万2000新元的独立式别墅，为他的屋子建设价值3500新元的镀锌屋顶，为他和家人到印尼度假提供免费机票，并给予他价值30万新元的透支，让他炒股。他被判坐牢4年半并罚款7023新元。后来，他对其中一条罪名上诉成功，刑期减至18个月。

　　第三个就是郑章远，时任国家发展部长。1986年11月，郑章远被贪污调查局调查，涉嫌在1981年和1982年各收取50万新元贿款，为开发商买土地提供方便。在调查过程中，郑章远否认这些指控。在被控上法庭之前，12月14日郑章远服药自杀，给当时的总理李光耀一封遗书：

　　“过去两个星期，我感到非常沮丧。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，我应该负全部责任。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，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——你的忠实的郑章远”